| 新聞報導 - 楊緒東專欄 | |
|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| |
| 2017-03-30 | |
| 楊緒東醫師手繪插圖「畫中有話」 畫中有什麼話呢？ 請細細品味~~
民視董事長郭倍宏參加笨湖追思會一席話，再現台灣人追求台灣獨立的決心，於赤色環境包圍的當下，不但ROC+KMT死灰未熄，蔡英文得到全面執政仍然東怕西驚，對中國政府過度容忍，統派之流的＠＠信，自以為民視大老，發言攻擊他人，以為可以得到許多支持，其實其個人的瘡疱很多，民間高層以直待之，我個人除了對民視新董，表示敬佩之外，亦期許阿信大老謹言慎行，期待不得再次，有許多內幕或財獲之類，仍然受現任榮譽田老董容忍約束，隱而不發。
ROC+KMT再亂看看，恁老娘什麼攏嘸驚，人肉鹹鹹咧！！  延伸閱讀： 替汪笨湖圓夢 郭倍宏:2019公投獨立建國 追思汪笨湖 獨派喊拚獨立建國完成遺願
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:
http://www.taiwantt.org.tw/tw/index.php?option=com_content&task=view&id=17187&Itemid=1 | |
2017年4月2日 星期日
畫中有話－民視董事長郭倍宏的一席話，再現台灣人追求台灣獨立的決心
畫中有話－台灣人教育得擺脫中國的法統思想、孔孟思想
| 新聞報導 - 楊緒東專欄 | |
|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| |
| 2017-03-29 | |
| 楊緒東醫師手繪插圖「畫中有話」 畫中有什麼話呢？ 請細細品味~~ 台灣人教育得擺脫中國的法統思想、孔孟思想，以及於家天下，對修養為人或有幫助，但對於公天下的民主、自由、人權、法治的觀念，卻非常缺乏，或許是受到當時的君君臣臣因素而苟存，故華人對 於找〝真主〞、尋覓〝救世主〞的想法，延伸數千年，對於個人的自我判斷能力和平等的人權觀念，相當欠缺，故搞好人際關係或不斷攀附權貴是生活重點。 為個人的面子破壞氣氛。 台灣人常常不知團結為何物？ 死結太久自己創造。 
觀看更多畫中有話作品~~~~
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:
| |
聖山紀念碑巡禮－許昭榮烈士紀念碑
| 新聞報導 - 聖山紀念碑巡禮 | |
|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| |
| 2017-03-28 | |
我最後的願望
～為無聲息的人來發聲～ ～為止息的人來作見證～ 每個人都想擁有無限的夢，而內心更祈盼每一個夢皆能如願，我也曾沉醉於無數的夢想，但是我的夢想與願望一直在解裂中粉碎，尤其是對鄉土的熱愛，始終讓我無法抗拒，因而自許殘命來善盡社會責任。 1928年我出生枋寮庄許氏寒門，身世卑微，兒時啟蒙於屏東水底寮公學校，因家赤貧，畢業後未再升學，也不知何時何日，心裡時常興起一種想法，我應如何靠著筆桿搖出我的理想，切莫讓我的人生泛白空過，所以我努力自學，1980年於美國UCLA進修，1982年畢業於東海大學第四屆高級管理師研究班。我嘗試拿起我的筆桿，曾拙著「台籍老兵血淚恨」，日文版「知られざる元日本軍．元國府軍臺灣老兵の血淚物語」、「許昭榮言行錄」，亦以筆耕方式於報章投稿關懷台灣時局，我竟無端背負台灣人的原罪，因此付出慘痛代價。1958年於綠島繫獄十年，出獄後遭列入黑名單，1985年被駐洛杉磯北美協調處吊銷「中華民國護照」，旋即流亡加拿大七年，其間亦入籍加國公民。1991年我束裝回台，立志獻身守護我的戰友同袍，鞠躬盡瘁20年，因屢經政治整肅迫害，致使我的家庭破碎，子女離散。我一生流離失守，故無恆產，這一點真的很對不起我的家庭，但是我沒有對不起我的國家與社會，所以我沒有後悔今生所做的一切。 自覺人有生必有死，只是不知何日是歸期！我不想由天來擺佈，所以我抉擇自己來操控生命的終點，自讓形骸永滅，來造就另一事生永續，我的帥身指令於我臨事不怯，唯獨將己燒盡，不再銹壞是唯一的終結路。因此，我下定決心於2008年5月20日，下午6時47分決定我生命的訣別時日，將於我化作千風時，來實現我最後的夢想與願望，即是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能挺立於我曾流過汗與熱淚的鄉土。 最後 謹呈上戰和公園給養育我的母親－台灣 並獻給悼念葬身戰火愛兒的母親－台灣 許昭榮義子 吳祝榮肅心代言 2012.09.01 《感謝（CHIMEI）奇美實業創辦人許文龍董事長於八十三歲高齡親自雕塑此銅像。》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暨遺族 敬謝 碑文背面  古往天下英雄氣 暮年懷志尚凜然 心繫同袍臺灣魂 殞身警世正青史 延伸閱讀： 許昭榮烈士紀念碑揭碑典禮暨台灣無名戰士追思大會 台灣人當台灣兵－台灣聖山為許昭榮及台灣無名戰士立碑 許昭榮-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 聖山簡介 | |
引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:
http://www.taiwantt.org.tw/tw/index.php?option=com_content&task=view&id=17175&Itemid=1
這醃小黃瓜 入味又好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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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英雄or叛國賊？戴振耀的獄中故事
2017-03-29
文／陳增芝
1979年12月10日爆發美麗島事件。同一個時代，生在這裡，長在這裡的一群人，卻在資訊封閉，教育與媒體壟斷之下，對同一件事情，有著非常兩極的反應。
美麗島受刑人之一戴振耀，回憶那段痛苦日子，一直說不希望下一代再遇上。但是生性樂觀開朗的耀伯，即使是痛苦不堪的獄中，到他口中，竟有著苦中作樂的黑色幽默。
例如，國民黨統治下的監獄裡，一樣是碰上刺龍刺鳳的黑道大哥，但是，台灣人尊稱美麗島的人都是「台灣英雄」「民族英雄」，非常尊敬禮遇。但是，碰到眷村出身的黑道，就變成「叛國賊」，備受欺壓。
耀伯是繼施明德之後，逃亡最久，最後被捕的受刑人。第一站到岡山分局，都是平日熟識的警察，而且只是進行一些資料登記，還沒什麼特別感覺。很快的，第二站轉送到刑警大隊。
「這個（人）什麼案啊？」可能耀伯一臉古意，服裝簡樸，不像經常出入刑警大隊的黑道份子。所以，剛被帶進去，一位女警納悶的口吻問。
「叛亂！」身旁的男警簡潔威嚴的說。
耀伯開始感受到恐怖的壓力。接著又是一連串的個人資料確認，還有照相，正拍、側拍。筆錄的進行，也比在岡山分局恐怖許多。沒想到，更恐怖又更痛苦的，還在後面。
清晨被捕，最後轉送到高雄夀山的「南警部」時已經黑天暗地。一進去，衣服就被脫到只剩一條BVD內褲，接著被推進一間約10人上下的囚室。耀伯一眼就看到一位熟人，辜水龍先生（曾任鳳山市民代表）。
「水龍兄，這擱要拜床母膩？」（台語：這裡也要拜床母嗎？）
小小一間4、5坪的囚室，除了一個馬桶，沒有床、沒有任何棉被、衣物，所有人都光著只有一條內褲的身體。最醒目的，就是牆邊排著一碗飯配一碗水的景像。耀伯誤以為是祭拜的物品。
「噓！」辜水龍暗示耀伯不要多話。等獄警離開之後，才知道，那是他們每天僅有的食物，飯跟鹽水。南警部的「鹽水大飯店」之名，也是由此而來。
整個囚室，只有耀伯跟辜水龍是因為美麗島事件。其他大部份是刺龍刺鳳的黑道份子。
1月中旬，畢竟是冬天，即使是高雄，天氣也很寒冷，大家只穿一條內褲，怎麼禦寒？耀伯說，「對呀，裡面感冒的人很多」。
睡覺時，唯一的遮蔽物，是獄方發下來的大型塑膠袋，大小如麵粉袋，當然無法遮蓋全身，因此，睡覺時每人都是盡量縮著身體。
耀伯跟辜水龍的待遇，當然比其他刑事案件的人更慘，不僅完全不能「放風」（到戶外走動），也不能去「福利社」。每隔幾天的深夜，還不定時的被帶去反覆偵訊、刑求。
勉強感到安慰的是，獄中那些刺龍刺鳳，年齡相仿的大哥們，聽到他跟辜水龍是美麗島事件的，立即稱讚他們是「台灣民族英雄」，還自動為耀伯「報馬仔」，盡心盡力帶回一些希望的訊息。
這些大哥們利用可以去「福利社」的機會，努力看報紙，找跟美麗島事件有關的報導。儘管都是一片肅殺的訊息，但是，還是可以從蛛絲馬跡，反面解讀出外面的聲援，一解獄中孤力無援的絕望感。
耀伯說，印象最深的，是美國國會議員關切、美國的新聞周刊報導、準備選總統的甘迺迪參議員，發表對高雄事件聲明、還有美國總統卡特的妹妹來台灣等的報導。
尤其，最讓耀伯振奮的，是長老教會世界歸正教會聯盟(WARC)總幹事白逸文博士(Dr. Edmond Peret），也為了高俊明牧師被捕，特地來台灣進行訪問。
耀伯說，宗教的力量，有時很難以解釋，像他在南警部一個多月的日子裡，精神的恐懼與壓力就不用說了，肉體還經常被痛毆毒打，有時真有生不如死的絕望。
寒流來襲時，更是飢寒交迫都不足以形容。每天鹽水飯也是痛苦的源頭。獄中敬重他的大哥，有時會從「福利社」買來泡麵。
牢中當然不可能有熱水、碗筷，耀伯只能撈出馬桶裡的冷水，用泡麵的袋子當碗，先將麵泡軟，然後倒掉冷水，摻入調味包後食用。
「按呢甘好呷？」（台語：這樣怎會好吃？）
「今馬想，當然不好呷，但是一天到晚呷鹽水飯，呷久嘛是凍抹條，按尼總比鹽水飯卡好呷」。（台語：現在想，當然不好吃，但是一天到晚只吃鹽水飯，吃久，也會受不了，這樣總比鹽水飯好吃）
每天都是這樣的日子，看不到家人，還要面對刑求，堅持不供出美麗島當天，18個跟他一起去示威遊行的橋頭鄉親名單，有時違逆刑求者要他承認一些事，例如現場是不是聽到施明德跟呂秀蓮說「要打又要拚」。
耀伯說，「沒有，我只聽到呂秀蓮說，大家要為台灣打拚」。
「還說沒有，你要當英雄，我就讓你當狗熊」，接著，又是一頓毒打。
在「南警部」的日子裡，精神跟肉體，都痛苦到極點。有時難免萬念俱灰，勉強靠自已調整心態，不然很難撐下去。
「有一天，也是被嚴重痛毆之後，非常痛苦，回到牢中突然看到一本破破爛爛的聖經。隨手亂翻一下，看到一段句子，就停在那裡。」
──為義受迫害的人，有福了！──
「剛開始本來還很氣的想，被打成這樣，干苦佮要死（台語：痛苦得要死），是有什麼福啦？」
「但是，再想想，我今天被抓來，不是去偷去搶，也不是殺人放火做壞事，我是為了追求民主的理想，才被抓來這裡」。
「想到這裡，咦，突然想開了，是他們（國民黨）不對呀，不是我做錯什麼事，這就樣，真的很神奇，我突然不再恐懼了」。
「真的，有時候，短短幾個字，在特別的關鍵時刻，會對一個人的意志，包括價值觀，產生很大的影響，也會讓一個人在很懦弱的時候，突然變得很勇敢」。「畢竟，人總有軟弱的時候，再怎麼堅強的意志，也是有極限」。
經過這個心理建設，紛亂的情緒逐漸平穩，調整心態，告訴自已要堅強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。
在南警部一個多月後，約2月中旬，許多美麗島事件受刑人，都被轉到台北警備總部的景美看守所。
不久，同意公開審判的國民黨，又將案件分為軍事審判的「叛亂案」，與司法審判的「暴力脅迫案」。3月初，耀伯與許多受刑人又被移到「土城看守所」。
這裡也是4、5坪，關了10人左右的囚室。但是，這次跟「南警部」最大的差異，是牢友有許多是來自眷村的黑道幫派份子。
耀伯不再像「南警部」時被牢友奉為「民族英雄」「台灣英雄」，反而是另一個極端的「叛國賊」「叛亂份子」。
裡面有不少是迪化街黑道火拚殺人案件被關進來的。其中，有個年紀跟耀伯相仿的外省黑道，一直罵耀伯是「叛亂份子」「叛國賊」，甚至不時肢體挑釁、欺侮。
礙於人單勢孤，耀伯為了避免衝突，一直隱忍。直到有一天中午午休時，那個外省黑道，又在欺壓一個來自屏東的小混混。
耀伯心想機會來了，默不作聲，等待適當時機，就是重重一拳打在那黑道的肚子，沒想到一擊就得手，那人立即倒地不起。
但同時門外也喊起「美麗島的叛亂份子打人」的叫聲。一陣混亂，他與那黑道都被推出去痛毆，耀伯先被毒打，接著是那個黑道。
「結果，麥看伊在裡面耀武揚威，哈，叫小麻莫介賀（台語：不要看他在裡面耀武揚威，哈，膽識也沒有很好），被打到哀爸叫母的，獄警就罵：『他媽的，叫什麼叫，打兩下就唉叫』，哈哈哈，哈哈哈」。
再怎麼說，耀伯自已也是被毒打的人，卻用很快樂的語氣回憶這件事。原來，他快樂的理由，是獄警接下來的斥罵。
「你看看人家美麗島的叛亂犯，打十幾下，吭都不吭一聲，你還刺龍刺鳳的，這麼沒用，做什麼流氓啊？」
「其實，我雖然嘛被打得很慘，但是聽到這些話，強強要笑出來，但是又不能笑，免得又被打，只好很辛苦的忍著，哈哈哈」。
最後，獄警為了懲罰耀伯，當晚將他轉到重刑犯的囚室，裡面本來只有一人，加上耀伯變成兩人。
但是，意外的幸運又發生了。耀伯被推進重刑犯囚室的同時，突然有位制服是「兩線一星」的警察，默默對耀伯丟進一包完整未開封的香煙。
「香煙在監獄是非常珍貴的，連吸煙屁股都惜命命（台語：珍貴），竟然是整包好好的香煙。過沒多久，這個二線一，又丟進一包牛肉乾。」
「你覺得他是台灣人？還是外省人？」
「不知道，我一直到現在，都不知道他是誰。雖然監獄裡的獄警，大部份是外省的，但是我始終沒聽過他講話，所以我也不確定他到底是台灣人，還是外省人，無論如何，都非常感謝他，到現在我還記得」。
同室的重刑犯，是殺人案進來的。由於耀伯一進去，就有香煙請他，不久又請他吃牛肉乾，兩人相處愉快，也算因禍得福。
這位重刑犯可能獨囚很久，完全不知道美麗島事件，耀伯也就沒有多說。只是看著有警察偷偷丟進香煙、肉乾。不久，獄警又叫耀伯簽收外面救援團體寄來的6000元。
「啊美麗島是什麼組織，要怎樣才能參加？我可以參加嗎？」這位重刑犯忍不住這樣問，讓耀伯哭笑不得，不知從何說起。
那一年，絕大部份被逮捕的美麗島受刑人，除了黃信介已經中年，其他絕大部份都還很年輕。屬於戰爭結束前後出生，接受國民黨教育的一代。
雖然一樣接受國民黨教育，但是成長過程的資訊不同，同樣是進入社會的年輕人，對於美麗島事件，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認定與反應。
當時跟耀伯一樣年輕的台灣人，成長過程聽到228事件，初中時切身經歷遍佈全台灣的白色恐怖。耀伯的宗族，就有7人被抓，其中4人被槍決。
「他們都是在糖廠、煉油廠呷頭路的，那真的是讀書很優秀，才能在那裡呷頭路（工作），卻都因為參加讀書會被抓去」。
美麗島事件之後，不只參與美麗島事件的群眾，更有許許多多的台灣年輕人受到啟蒙，覺醒，開始勇敢走上反國民黨的人生。
即使是做流氓的台灣人，也知道美麗島事件是為了對抗不義政權，為台灣打拚的「民族英雄」。縱然身在獄中，也極盡所能提供協助（看新聞、買泡麵）。
更不要說監獄外面的台灣人，甚至海外的台灣留學生與台僑，無所不用其極的尋求國際奧援力量。
但是，同樣在台灣出生、成長的眷村子弟，對於美麗島事件，無論是獨裁暴力的執行者，還是在媒體、學校，甚至獄中的外省黑道，卻絕大部份接受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洗腦教育，喪失對是非正義的獨立判斷。是的，包括當時的我在內。
文／陳增芝
1979年12月10日爆發美麗島事件。同一個時代，生在這裡，長在這裡的一群人，卻在資訊封閉，教育與媒體壟斷之下，對同一件事情，有著非常兩極的反應。
美麗島受刑人之一戴振耀，回憶那段痛苦日子，一直說不希望下一代再遇上。但是生性樂觀開朗的耀伯，即使是痛苦不堪的獄中，到他口中，竟有著苦中作樂的黑色幽默。
例如，國民黨統治下的監獄裡，一樣是碰上刺龍刺鳳的黑道大哥，但是，台灣人尊稱美麗島的人都是「台灣英雄」「民族英雄」，非常尊敬禮遇。但是，碰到眷村出身的黑道，就變成「叛國賊」，備受欺壓。
耀伯是繼施明德之後，逃亡最久，最後被捕的受刑人。第一站到岡山分局，都是平日熟識的警察，而且只是進行一些資料登記，還沒什麼特別感覺。很快的，第二站轉送到刑警大隊。
「這個（人）什麼案啊？」可能耀伯一臉古意，服裝簡樸，不像經常出入刑警大隊的黑道份子。所以，剛被帶進去，一位女警納悶的口吻問。
「叛亂！」身旁的男警簡潔威嚴的說。
耀伯開始感受到恐怖的壓力。接著又是一連串的個人資料確認，還有照相，正拍、側拍。筆錄的進行，也比在岡山分局恐怖許多。沒想到，更恐怖又更痛苦的，還在後面。
清晨被捕，最後轉送到高雄夀山的「南警部」時已經黑天暗地。一進去，衣服就被脫到只剩一條BVD內褲，接著被推進一間約10人上下的囚室。耀伯一眼就看到一位熟人，辜水龍先生（曾任鳳山市民代表）。
「水龍兄，這擱要拜床母膩？」（台語：這裡也要拜床母嗎？）
小小一間4、5坪的囚室，除了一個馬桶，沒有床、沒有任何棉被、衣物，所有人都光著只有一條內褲的身體。最醒目的，就是牆邊排著一碗飯配一碗水的景像。耀伯誤以為是祭拜的物品。
「噓！」辜水龍暗示耀伯不要多話。等獄警離開之後，才知道，那是他們每天僅有的食物，飯跟鹽水。南警部的「鹽水大飯店」之名，也是由此而來。
整個囚室，只有耀伯跟辜水龍是因為美麗島事件。其他大部份是刺龍刺鳳的黑道份子。
1月中旬，畢竟是冬天，即使是高雄，天氣也很寒冷，大家只穿一條內褲，怎麼禦寒？耀伯說，「對呀，裡面感冒的人很多」。
睡覺時，唯一的遮蔽物，是獄方發下來的大型塑膠袋，大小如麵粉袋，當然無法遮蓋全身，因此，睡覺時每人都是盡量縮著身體。
耀伯跟辜水龍的待遇，當然比其他刑事案件的人更慘，不僅完全不能「放風」（到戶外走動），也不能去「福利社」。每隔幾天的深夜，還不定時的被帶去反覆偵訊、刑求。
勉強感到安慰的是，獄中那些刺龍刺鳳，年齡相仿的大哥們，聽到他跟辜水龍是美麗島事件的，立即稱讚他們是「台灣民族英雄」，還自動為耀伯「報馬仔」，盡心盡力帶回一些希望的訊息。
這些大哥們利用可以去「福利社」的機會，努力看報紙，找跟美麗島事件有關的報導。儘管都是一片肅殺的訊息，但是，還是可以從蛛絲馬跡，反面解讀出外面的聲援，一解獄中孤力無援的絕望感。
耀伯說，印象最深的，是美國國會議員關切、美國的新聞周刊報導、準備選總統的甘迺迪參議員，發表對高雄事件聲明、還有美國總統卡特的妹妹來台灣等的報導。
尤其，最讓耀伯振奮的，是長老教會世界歸正教會聯盟(WARC)總幹事白逸文博士(Dr. Edmond Peret），也為了高俊明牧師被捕，特地來台灣進行訪問。
耀伯說，宗教的力量，有時很難以解釋，像他在南警部一個多月的日子裡，精神的恐懼與壓力就不用說了，肉體還經常被痛毆毒打，有時真有生不如死的絕望。
寒流來襲時，更是飢寒交迫都不足以形容。每天鹽水飯也是痛苦的源頭。獄中敬重他的大哥，有時會從「福利社」買來泡麵。
牢中當然不可能有熱水、碗筷，耀伯只能撈出馬桶裡的冷水，用泡麵的袋子當碗，先將麵泡軟，然後倒掉冷水，摻入調味包後食用。
「按呢甘好呷？」（台語：這樣怎會好吃？）
「今馬想，當然不好呷，但是一天到晚呷鹽水飯，呷久嘛是凍抹條，按尼總比鹽水飯卡好呷」。（台語：現在想，當然不好吃，但是一天到晚只吃鹽水飯，吃久，也會受不了，這樣總比鹽水飯好吃）
每天都是這樣的日子，看不到家人，還要面對刑求，堅持不供出美麗島當天，18個跟他一起去示威遊行的橋頭鄉親名單，有時違逆刑求者要他承認一些事，例如現場是不是聽到施明德跟呂秀蓮說「要打又要拚」。
耀伯說，「沒有，我只聽到呂秀蓮說，大家要為台灣打拚」。
「還說沒有，你要當英雄，我就讓你當狗熊」，接著，又是一頓毒打。
在「南警部」的日子裡，精神跟肉體，都痛苦到極點。有時難免萬念俱灰，勉強靠自已調整心態，不然很難撐下去。
「有一天，也是被嚴重痛毆之後，非常痛苦，回到牢中突然看到一本破破爛爛的聖經。隨手亂翻一下，看到一段句子，就停在那裡。」
──為義受迫害的人，有福了！──
「剛開始本來還很氣的想，被打成這樣，干苦佮要死（台語：痛苦得要死），是有什麼福啦？」
「但是，再想想，我今天被抓來，不是去偷去搶，也不是殺人放火做壞事，我是為了追求民主的理想，才被抓來這裡」。
「想到這裡，咦，突然想開了，是他們（國民黨）不對呀，不是我做錯什麼事，這就樣，真的很神奇，我突然不再恐懼了」。
「真的，有時候，短短幾個字，在特別的關鍵時刻，會對一個人的意志，包括價值觀，產生很大的影響，也會讓一個人在很懦弱的時候，突然變得很勇敢」。「畢竟，人總有軟弱的時候，再怎麼堅強的意志，也是有極限」。
經過這個心理建設，紛亂的情緒逐漸平穩，調整心態，告訴自已要堅強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。
在南警部一個多月後，約2月中旬，許多美麗島事件受刑人，都被轉到台北警備總部的景美看守所。
不久，同意公開審判的國民黨，又將案件分為軍事審判的「叛亂案」，與司法審判的「暴力脅迫案」。3月初，耀伯與許多受刑人又被移到「土城看守所」。
這裡也是4、5坪，關了10人左右的囚室。但是，這次跟「南警部」最大的差異，是牢友有許多是來自眷村的黑道幫派份子。
耀伯不再像「南警部」時被牢友奉為「民族英雄」「台灣英雄」，反而是另一個極端的「叛國賊」「叛亂份子」。
裡面有不少是迪化街黑道火拚殺人案件被關進來的。其中，有個年紀跟耀伯相仿的外省黑道，一直罵耀伯是「叛亂份子」「叛國賊」，甚至不時肢體挑釁、欺侮。
礙於人單勢孤，耀伯為了避免衝突，一直隱忍。直到有一天中午午休時，那個外省黑道，又在欺壓一個來自屏東的小混混。
耀伯心想機會來了，默不作聲，等待適當時機，就是重重一拳打在那黑道的肚子，沒想到一擊就得手，那人立即倒地不起。
但同時門外也喊起「美麗島的叛亂份子打人」的叫聲。一陣混亂，他與那黑道都被推出去痛毆，耀伯先被毒打，接著是那個黑道。
「結果，麥看伊在裡面耀武揚威，哈，叫小麻莫介賀（台語：不要看他在裡面耀武揚威，哈，膽識也沒有很好），被打到哀爸叫母的，獄警就罵：『他媽的，叫什麼叫，打兩下就唉叫』，哈哈哈，哈哈哈」。
再怎麼說，耀伯自已也是被毒打的人，卻用很快樂的語氣回憶這件事。原來，他快樂的理由，是獄警接下來的斥罵。
「你看看人家美麗島的叛亂犯，打十幾下，吭都不吭一聲，你還刺龍刺鳳的，這麼沒用，做什麼流氓啊？」
「其實，我雖然嘛被打得很慘，但是聽到這些話，強強要笑出來，但是又不能笑，免得又被打，只好很辛苦的忍著，哈哈哈」。
最後，獄警為了懲罰耀伯，當晚將他轉到重刑犯的囚室，裡面本來只有一人，加上耀伯變成兩人。
但是，意外的幸運又發生了。耀伯被推進重刑犯囚室的同時，突然有位制服是「兩線一星」的警察，默默對耀伯丟進一包完整未開封的香煙。
「香煙在監獄是非常珍貴的，連吸煙屁股都惜命命（台語：珍貴），竟然是整包好好的香煙。過沒多久，這個二線一，又丟進一包牛肉乾。」
「你覺得他是台灣人？還是外省人？」
「不知道，我一直到現在，都不知道他是誰。雖然監獄裡的獄警，大部份是外省的，但是我始終沒聽過他講話，所以我也不確定他到底是台灣人，還是外省人，無論如何，都非常感謝他，到現在我還記得」。
同室的重刑犯，是殺人案進來的。由於耀伯一進去，就有香煙請他，不久又請他吃牛肉乾，兩人相處愉快，也算因禍得福。
這位重刑犯可能獨囚很久，完全不知道美麗島事件，耀伯也就沒有多說。只是看著有警察偷偷丟進香煙、肉乾。不久，獄警又叫耀伯簽收外面救援團體寄來的6000元。
「啊美麗島是什麼組織，要怎樣才能參加？我可以參加嗎？」這位重刑犯忍不住這樣問，讓耀伯哭笑不得，不知從何說起。
那一年，絕大部份被逮捕的美麗島受刑人，除了黃信介已經中年，其他絕大部份都還很年輕。屬於戰爭結束前後出生，接受國民黨教育的一代。
雖然一樣接受國民黨教育，但是成長過程的資訊不同，同樣是進入社會的年輕人，對於美麗島事件，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認定與反應。
當時跟耀伯一樣年輕的台灣人，成長過程聽到228事件，初中時切身經歷遍佈全台灣的白色恐怖。耀伯的宗族，就有7人被抓，其中4人被槍決。
「他們都是在糖廠、煉油廠呷頭路的，那真的是讀書很優秀，才能在那裡呷頭路（工作），卻都因為參加讀書會被抓去」。
美麗島事件之後，不只參與美麗島事件的群眾，更有許許多多的台灣年輕人受到啟蒙，覺醒，開始勇敢走上反國民黨的人生。
即使是做流氓的台灣人，也知道美麗島事件是為了對抗不義政權，為台灣打拚的「民族英雄」。縱然身在獄中，也極盡所能提供協助（看新聞、買泡麵）。
更不要說監獄外面的台灣人，甚至海外的台灣留學生與台僑，無所不用其極的尋求國際奧援力量。
但是，同樣在台灣出生、成長的眷村子弟，對於美麗島事件，無論是獨裁暴力的執行者，還是在媒體、學校，甚至獄中的外省黑道，卻絕大部份接受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洗腦教育，喪失對是非正義的獨立判斷。是的，包括當時的我在內。
【照片】請看網址如下:
http://mobile.constitutiontw.org/archives/5358
孔雀在吵架？跳舞？（姿势都很美）
1、孔雀在吵架？跳舞？（姿势都很美）
http://www.geimian.com/wx/29878.html
2、曇花之美…
http://www.geimian.com/wx/51855.html
(這才眞正叫賞花，美到爆)
http://www.geimian.com/wx/38149.html
【專文】白色封印33載——吳約明的故事
坎坷歲月滲入枯葉
飄落地上
拾起一片靜止的生命
啜泣著
季節翻滾向岸邊
歸航的船在等候
鳴笛催促
飄落地上
拾起一片靜止的生命
啜泣著
季節翻滾向岸邊
歸航的船在等候
鳴笛催促
——吳沈彩葉1997年2月16日為亡夫約明 作
台灣在白色恐怖時代，曾是全球的「政治犯大國」，當時多少人的人格尊嚴、青春歲月、幸福家庭、生命財產，都遭無情斷送。本文要介紹的，是一個坐牢33年、堪稱世界級紀錄的政治犯的故事。
恐怖氣氛：黑夜來的惡客
吳約明，台中人，1920年10月17日出生於一個基督教家庭。父親吳大恩是台中市柳原基督長老教會的長老，也是省立台中醫院的醫生。母親吳李鴦是單純的家庭主婦。夫婦育有三男二女，吳約明為第三個男孩。他從小就上主日學，及長，受洗皈依基督一生。
1932年，吳約明畢業於台中州新富尋常小學校（今台中市光復國小）。當時台籍人士就讀日人小學校的並不多。吳約明在教會裡打桌球、學習手風琴及烏克麗麗（ukulele，美國夏威夷當地類似小型吉他的樂器），對音樂甚感興趣。中學畢業後，於1940年（20歲）赴日本東京美術學校（今東京藝術大學）就讀。二次大戰期間因父親過世，家中缺乏人手，遂自日返台料理家事及照顧母親。
然而，因為戰爭未止，無法再回日本繼續求學。二次戰後，為了謀生，以其醫師家庭的背景，對醫藥常識稍有涉獵，於是1946年在彰化市與朋友合資開設小型製藥廠，同時也在台中市成功路自營西藥房。彼時，吳約明的大姐純良在彰化基督教醫院擔任藥劑師，介紹時在該院當護士的同事沈彩葉（1922年生）與之認識。在交往二年之後，1948年11月於台北市士林教會結婚，婚後仍然定居台中市。
沈彩葉畢業於台灣總督府保健士學校（屬專科學校），婚後轉往省立台中育幼院工作，並於1949年10月產下一女。公家機關每個月都配發「糧米代金」。沈彩葉為了幫助保母（一位老阿婆）生計，乃將戶口名簿借給她去領「配給米」。
1950年3月18日凌晨，沈彩葉在睡夢中被叩門聲吵醒。她搖醒吳約明。他們聽到門外里長說：「吳先生，有人要找你。」吳約明認得里長的聲音，即叫妻子去應門，自己鎮靜地去穿上衣。這時，有四、五個面帶怒容的不明人士破門而入，既沒有出示身分證件，也沒有說屬於哪個單位，即兇悍地叫沈彩葉把戶口名簿拿出來。因為拿不出戶口名簿，那些人很生氣。其中一位西裝筆挺的年輕人，在他們住處的榻榻米（たたみ）上發現一本日文的育嬰指南，就拿給另一位著中山裝大約50歲的中年男子看。他翻看之後，搖搖頭。
接著，另一位年紀約45歲，身材高大，著風衣的男子就叫里長過來，拿了一份不知道內容為何的文件，要里長蓋章（或按指印）。里長起先拒絕，說：「吳先生這個人很好，對鄰居很照顧，為什麼要把他帶走？你要讓我知道理由，我才要簽。」不料，這位壯漢聽了更加生氣，就威脅里長説：「如果不簽字，連你也一起帶走！」里長這時才不得已簽字。
之後，那位50歲的男子就以比較溫和的口氣說：「將吳約明帶去警察局問話，若沒有事，就可以回來。」隨即，吳約明雙手被扣上手銬。臨走前，著風衣的人拿了一張空白紙，要沈彩葉寫下「他們一行人有來過吳家，吳家沒有損失任何東西」等字。吳約明知道過去政府有亂抓人，隨意逮捕人的情形，因此，夫妻倆相信這些人所說的「若沒有事，就可以回來」，心存一絲希望。
強制失蹤：尋夫之路百般辛苦
30歲的吳約明被帶走之後，沈彩葉立刻披上外套追了出去。派出所就在住家（柳岸里市邊巷）右轉處，但是，她卻看著車子把丈夫載往台中火車站的方向疾駛而去。她追得體力不支而倒地！
天亮之後，心碎的沈彩葉將5個月大的女兒貞容託其大嫂照顧，並拜託親友打聽吳約明是否在台中市其他警局？但是，經過4個多月，始終無法打聽到丈夫的下落。吳約明被捕之後，鄰里街坊相識的親朋好友同聲惋惜，有一百多人具名連署一份陳情書，「冒險地」向當局要求釋放吳約明未果。後來，沈彩葉的鄭姓友人告訴她，吳約明可能是被保密局帶走的。於是，打聽的方向才轉向台北方面。
家住台北市的妹妹沈彩霞，有一次陪沈彩葉走到總統府右側旁的巷子時，從屋子傳出陣陣哀嚎聲，時而哀叫，時而呻吟，此起彼落。沈彩葉心想，這裡應該是刑拷犯人之處。她們想往前一探究竟，門口站崗的士兵卻舉起步槍，槍口對著她們，吼叫說：「趕快走開，不然要開槍了！」沈彩葉無懼地回說：「路過這裡也不行嗎？」衛兵回嗆：「不要囉嗦！快走！」後來，沈彩葉聽說，刑拷犯人的地方有很多處，可能不容易探聽，因此才暫時放棄再去尋找丈夫。
有一天，吳約明的大哥約翰跟沈彩葉說，他聽說台北火車站附近有個牙醫師（姓歐陽）知道吳約明被關在哪裡，但需要一些錢打通關節。沈彩葉等了這麼久，得到這「好消息」，就喜出望外地準備500元以及一些物品一起交給吳約翰，請他代轉給那位牙醫師。然而，那位牙醫師竟然是一位不肖之徒，騙走了錢，卻無下文，且逃之夭夭，讓沈彩葉的心，再度破碎，傷心欲絕。
經過一段漫長時日的等待，沈彩葉終於有了吳約明的消息。她接獲台灣省保安司令部通知，說此刻吳約明人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等候判決，她可以申請面會。於是，沈彩葉帶著女兒由妹妹陪同前往探視吳約明。到達監獄時，大批政治犯家屬擠滿門口，等候分批進去面會。當沈彩葉帶著女兒進入會客室看吳約明時，隔著玻璃，她清楚看到先生消瘦許多，眼神無助又無奈。
量刑特重：情節輕微竟判無期徒刑
第一次面會時，吳約明交代沈彩葉下次面會時，帶一本聖經給他。但是，到了第三次面會時，吳約明卻把聖經交給沈彩葉帶回去，說監獄規定不能讀聖經。同時告訴她，自己不久就要移監了，要去哪裡還不知道，請沈彩葉要保重及好好照顧女兒，他會寫信回家。這回的吳約明，心中壓抑、投訴無門的鬱卒神情，雖然顯露無遺，但是仍然堅強地打起精神，面對殘酷的現實，走向遠方。
依當時的社會環境，台灣人會說「國語」的人不多，加上吳約明又拙於表達，法庭也沒有「公設辯護律師」的主、客觀等因素，人權更容易遭受踐踏。1950年8月，當偵訊進入尾聲時，特務拿口供給吳約明看，要他按指紋：「你如果同意，就判『無期徒刑』，若不同意，就判『死刑』！」吳約明心想，若活著，將來應該還可以再與家人團圓，若是被判死刑的話，則只有死路一條。因此，他被迫簽字。
1950年10月5日，軍事法庭上，法官以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」（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罪名）判吳約明無期徒刑，褫奪公權終身。根據判決書記載，「吳約明被李炳崑吸收加入組織，又於1949年9月依鄧錫章之囑，在台中市大同國民學校及省立台中女子中學附近散發反動傳單。」這是當時大案「台中案」吳約明的判決部分。該案有62人被判刑，其中7人死刑（包括李炳崑及鄧錫章），12人無期徒刑，量刑普遍嚴重，在政治案件中相當突出。
沈彩葉在丈夫入獄後幾年，帶著女兒搬到台北市。她在馬偕紀念醫院工作25年，照顧與栽培女兒長大成人。
雪上加霜：長期坐牢+一眼失明
吳約明被判刑之後，立即移往綠島。此後他陸續在綠島新生訓導處、台東泰源監獄、綠島綠洲山莊服刑，度過他的青春與壯年歲月。其間，因心理遭受極重大打擊，致生理上亦受摧殘，除了患高血壓、關節炎、聽力受損嚴重之外，眼睛視力更是出了大問題。1979年（59歲）時，右眼視力模糊，經醫官診斷之後，確定罹患白內障，送台東陸軍醫院手術，未能痊癒。這些因精神上遭受迫害、肉體又飽受凌虐而產生的疾病，讓他的親友們非常擔心。
沈彩葉早年曾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工作，與當時院長蘭大弼（David Landsborough Ⅳ，小蘭醫師）熟識。1980年6月30日蘭醫師夫婦自彰基退休，要回英國時，對於沈彩葉的丈夫仍被關在綠島一事，至為關切，乃問沈彩葉他可以幫甚麼忙。沈彩葉就將吳約明的身體狀況告訴蘭醫師。蘭醫師回到英國之後，即到設於倫敦的「國際特赦組織」（AI）請求救援，希望透過該組織要求國民黨政府假釋吳約明，或讓他保外就醫，當時的吳彩葉心中抱著很大的希望。
1982年初，沈彩葉的姪女沈雅萍寫信給當時正在綠島綠洲山莊（即綠島感訓監獄）服預官役（軍醫）的廖志得（筆者的友人），託其代為照顧她的姑丈吳約明。廖是「綠洲山莊」第一位義務役的醫官。當時，軍方對於醫官較為尊重，沒有檢查他的信件，因此廖得以獲知吳約明的病情。經廖醫官仔細診斷後，發現吳約明的右眼已快失明，在綠島無法醫治，便向上級建議儘早送他回台灣本島就醫。於是，獄方將吳約明送到台北市三軍總醫院眼科診察。
醫師說，吳約明的右眼已經視網膜剝離，無法挽回其視力，但這種病情相當嚴重，已經符合「保外就醫」的條件。到了1982年3月2日，「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」終於行文：「受刑人吳約明因患眼疾未癒，准予辦理保外就醫手續。」4月10日，吳約明回到了台北市。先後到過長庚醫院、馬偕紀念醫院診療，但醫生都說病情嚴重，又拖延甚久，已經錯過了治療時機，右眼視網膜確定無法治癒。醫師只好建議吳約明今後要好好保護左眼了。
假釋出獄：視茫茫髮蒼蒼仍遭監控
1947年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，中國國民黨政府展開大規模屠殺和逮捕。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1949年，台灣又迎來白色恐怖時代，更多人入獄，光是無期徒刑政治犯，就有近百人左右。到了1980年代，服刑超過30年還沒出獄的政治犯，仍有20人之多，這是世界少見的紀錄。因而1982年9月24日，立委洪昭男與蘇秋鎮於立法院第七十會期第二次會議中，向行政院提出質詢，並持續施壓，加上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杭立武的關心，國防部才開始「靜悄悄」的準備釋放作業。經過四個多月之後，於1983年2月10日起，始分批核准假釋包括吳約明、王如山、王為清等在綠洲山莊的政治犯。警總亦在同一天行文裁定：「吳約明核准假釋在案，依刑法第93條第二項規定在假釋中應付保護管束。」
從案發到假釋出獄，前後達33年（1950-1983）！ 2月12日吳約明出獄時已63歲，羸弱的身軀更顯老態龍鍾。一位髮蒼蒼、視茫茫的六旬老翁，距其入獄時的30歲，脫離社會長達33年，應該很難適應這滄海桑田、人事變遷的大環境。但是，他並沒有憤世嫉俗或逃避人群，反而用寬容的態度面對他過去所發生的事件。有時和親人相聚時，他會以平靜的心情分享他在綠島生活的點點滴滴，包括他服勞役、種菜、打桌球、彈吉他以及妻子去探監時陪他下圍棋，女兒也從國外回來看他等等回憶。為了感念廖志得醫師的幫忙，1985年5月吳約明夫婦亦前往廖府親致謝忱。
剛出獄時，他先是住在台北市懷德街家中（石牌）。因為「在假釋中應付保護管束」，因此每天都有便衣警察在其住家附近觀其動靜，監視其出入及親友來訪！吳約明出門時，便衣即開始跟監；若是出門離家太遠，就會有另外的便衣警察繼續執行任務。也就是說，無論吳約明的住居或個人動靜，都受到嚴密監控。雖然生活在受監控的日子，他仍然每天到前院照顧他所種的花草及藥用植物，並和便衣警察打招呼，因為吳約明認為他們只是盡責任在執行上面所交代的任務。即使對方都沒有（或不敢）回應，吳約明也會對便衣警察由衷地説聲：「辛苦了！」
到了解嚴前一天，1987年7月14日國防部行文將吳約明原判的無期徒刑，改判為有期徒刑15年，褫奪公權10年。因女兒在台結婚後赴美，所以吳約明於1988年（68歲）與妻子移居美國加州定居。1997年2月6日因心臟病突發過世，長眠美國，享年77歲。
小結
由中國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實施的戒嚴統治，前後長達38年（1949-1987），其時間乃世界之最。台灣雖然於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，但是國民黨的「白色恐怖」（White Terror）統治，自1949年起就一直持續著。因此，白色恐怖又比戒嚴時期多了4年多，計42年（1949-1992年5月修正刑法100條），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紀錄。在白色恐怖時代，政治獄就像瘟疫，席捲全島，成為封鎖人心的印記。這些「政治犯」（良心犯）以強韌的生命力對抗白色恐怖，那真是人權奮鬥的泣血之路……
—謹以此文紀念吳約明先生逝世20週年—
1948年11月吳約明與沈彩葉（圖中新郎與新娘）在台北市士林教會結婚。圖／陳金興提供
吳約明年輕的身影，攝於台灣最大的集中營：綠島新生訓導處。圖／陳金興提供
女兒貞容到綠島探父（約1973）。圖／陳金興提供
【照片】請看網址如下:
【專文】在傷心島上獲得關心——澎湖案外一章
感謝後窟潭威靈殿旁好心的胡夫人
廟宇：澎湖案的傷心地與關心地
廟宇，是漢民族文化圈裡最重要的地標。對大多數升斗小民來說，官方設立的基層行政區如村里，只是登記在戶籍、稅籍、兵籍上的資料；但林立的廟宇、不但是居民信仰中心，更具有社會、經濟和文化功能。在鄉間若要對外地人指路，說街道、說鄰里，都不如直接告訴他附近有座什麼廟更清楚方便。
澎湖因為是許多海島，早期居民多半從事漁業，面對變化無常的海域及工作環境，依靠神明以寄託心靈的動機，自然比本島農村甚至都會區更強。據縣政府統計，馬公市平均每平方公里約有27座寺廟，相較於台北市平均每平方公里約有1座寺廟，可見澎湖的廟宇密度，說是冠於全台也絕不誇張。
但廟宇終究還是人所興建的，對外地人來說，是否靈驗或許還不是記憶的重心，而是附近的居民如何對待他們。對於1949年夏季意外來到這裡的八千名山東流亡學生，廟宇是他們遭軍方刑求迫害的傷心地，但也是他們獲得附近居民關心照顧的感恩地。
亂世：山東八千子弟流亡澎湖
1948年底，國共內戰在東北與華北已大勢底定，山東省幾乎只剩下有美國軍艦停泊的青島尚未赤化，各中學師生絡繹流亡南下，陸續到達徐州、南京，造成許多社會問題。當時社會上有「四大害」的說法，就是指「立法委，國大代，榮譽軍，流亡學」，也可見學潮為患之烈。時任總統的蔣介石擔心首都失控，強令山東學生遣送湖南，而河南學生遣送江西，均限三天內運離南京。
1949年初，徐蚌會戰結束，蔣介石宣布下野，之後教育部及山東省流亡政府又遷廣州；不久南京淪陷，山東各流亡學生也陸續到達廣州，但已由原在南京的三萬人減為一萬人左右。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深知廣州也無法久留，唯一的去處便是台灣。但台灣此時在東南行政長官陳誠嚴格管制下，只有軍人、奉命赴台公幹的人員可被批准赴台。
張敏之校長拜會在廣州的山東省主席秦德純後，秦主席與教育部長杭立武商量，杭部長表示若往西南或四川、雲南，教育部可照發經費；但若要到台灣，其他各省流亡學生勢必援例辦理，政府無法應付。
此時，陳誠恰巧因公赴廣州，禁不住秦主席的請求勉強同意，但有附帶條件：一是思想動搖者必須除去，二是十七歲以上高中生應入伍接受軍訓。於是在1949年6月22日，張校長帶著其他七所聯中師生，合計八千子弟，在廣州的黃埔碼頭登上了開往澎湖的濟和輪。但雙方對「軍訓」及「入伍」的看法不同，以致張校長日後被政府冤殺。
1949年6月25日晚上，八千多位山東子弟到達澎湖。但這時澎湖防衛司令部也悽慘不堪，中將司令李振清剛在內戰中潰敗，在這孤島上當個有官沒兵的司令，剩不到五百名士兵可差遣。因此八千山東子弟的到來，讓他鬆了口氣。於是規定男生一律當兵，但這與在廣州的協議不符。軍方與教育部的協議是：只要十八歲以上男同學編成「青年軍」，而且是半天軍訓、半天上課；至於未及齡男女學生，一律進澎防部所設的子弟學校就讀。
原本這些師生會投奔澎湖，是因李振清也是山東人，猜想他看在「老鄉」的分上，會多照顧學生一點。但經費有限，李振清撕毀了協議，先把老師裁減三分之二，失業老師有的在澎湖擺地攤，有的乾脆加入海軍或遠走台灣。
在刺刀的威嚇下，學生全被流放在內垵村、外垵村、牛心灣、騎馬灣、小池角等，集中關在日軍棄置的山洞裡，蒼蠅、蚊蟲、跳蚤、臭蟲到處都是。岩洞裡沒有寢具，只有稻草為床墊，沒蚊帳也沒蚊香，不少人得了瘧疾、痢疾、傷寒，甚至送了命。
這些流亡學生，大多有良好的身世，在山東老家是家境不錯的人家子女，甚至不少出身地主家庭，在大陸不曾吃過這種苦。他們隨張校長一路流亡，有的是期待國軍反攻，重整家園；有的則只是怕被共黨清算鬥爭，只為保家族香火而跟隨。
遇劫：學生充兵，校長魂斷馬場町
7月13日下午，軍方命令所有師生齊集在司令部大操場上，四周忽然湧現出數百名荷槍的士兵，把操場圍了起來，目光兇狠地瞪向操場中的學生，上了刺刀的槍隻在陽光下閃閃發光。司令台上傳來一聲「點名」，台下士兵應聲「是」，高初中生不分年級，一律重新排隊，膽小的學生甚至嚇哭了。
每排隊伍前面來了一個士兵，手中拿著上了刺刀的日式步槍，凡身高超過槍口的男同學都被編入部隊，動作稍慢的男生，大腿或臀部立刻遭刺刀刺入。在旁的學生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學倒下，老師也無法搭救，只能叫大家冷靜，蹲下來不要走動。
士兵原本只挑不會致命的部位下刀，但學生的哭喊與哀號，反而更加振奮了殘忍的士兵。學生哀嚎得越大聲，他們的笑聲也越大，手中的刺刀揮舞的也越有力。天色漸漸暗了，在槍彈刺刀的威脅下，學生放棄了抵抗，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，被拆成一組一組被帶開了。
被強押入伍的山東流亡學生，頭髮被剃，換上軍服，開始接受軍事訓練。澎防部在課表上雖仍有國文、英文、數學等普通學科，但已不見老師上課；取而代之的是步兵操點、戰鬥十三條等；而軍訓與勞動服務，也取代了體育課及課外活動。學生每天被操得精疲力竭，早就絕了讀書的念頭。
張敏之不斷寫信給台北的山東高官，斥責軍方強逼不符條件的幼年生當兵。這個動作傷了澎防部的顏面，於是禁止張敏之對台通信。張敏之卻不妥協，買了船票準備去台北，澎防部乾脆逮捕張敏之等一百多名師生，嚴刑拷打後送往台北市西寧南路36號，就是白色恐怖時期，人人談之色變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（東本願寺）。
張敏之等師生被捕後，澎防部更加肆無忌憚，政工們組成專案小組，大肆逮捕他們眼中「不聽話」的師生。他們公報私仇，每天拿著自首單恐嚇師生，常常藉口「查匪諜」侵入女生宿舍，翻箱倒篋，或是動手動腳，甚至押到無人的海邊逞其獸慾，被害者都敢怒不敢言。
酷刑：廟宇當刑場，學生被填海
當時澎防部可供關押刑求的房舍有限，被捕師生於是被押往附近的廟宇，利用酷刑套取可羅織張敏之校長是匪諜的口供。
高一的馬同學，九月底某一天半夜被叫醒，遭到電刑、掌嘴、吊刑、鞭打。對方用電線纏在他的大拇指上，通上電，只要搖一下電話機，電立即跑到身上，身子馬上就彈動萎縮起來，痛得在地上打滾，「你承不承認張敏之是不是你們的最高領導？」搖頭否認，又遭電擊，一直到點頭才罷手。
另一位巴姓同學被強行灌水，用刺刀撬開嘴，用水壺往肚子裡灌水。水滿之後，放躺在地面，用大石板壓在肚上，再往上加石頭，壓得大小便都出來了。
十四歲的初姓同學，被其他同學咬成匪諜，被吊起來打，但是只吊一隻腳，感覺眼睛都要凸出來了。
一位隋姓同學被打，打斷了三隻扁擔，皮開肉爛，趴在滾燙的石頭上曬幾個鐘頭。曹姓學生受不住嚴刑拷打，在自白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，承認自己也是潛伏的匪諜。
少數不願招供陷害校長的女同學，被他們帶到海邊，強迫脫光衣服，躺在珊瑚礁上，全身遭到割傷，曬傷，直到招供為止。遇到嘴硬不配合栽贓校長的學生，他們就使出了最狠一招。
在夜黑風高的時辰，用小船載著十幾個學生，兩眼蒙住，航行至海中央，把學生推下去，活生生的淹死。一個泳技甚佳，又幸運的遇到麻袋有一小破洞，讓他掙脫後僥倖游回的學生，事後回憶恐怖的經過：
「我和十幾個學生眼睛被蒙著上船，船到海中央就不走了。學生們被推出船艙，眼罩被取下來，一道強光射過來，抬頭一望，船頭上架著一挺機槍，沿著甲舨一個接一個的士兵，端著槍瞄向學生。這時，來了一群徒手士兵，兩人架著一個學生，拿出一個麻袋，快速朝學生的頭上套上，套牢後打個死結，立刻朝外一推，噗通一聲就沉入了水中，沒有掙扎，也沒有呼喊。船上亂成一團，但一個接一個都被裝進了麻袋丟入了大海，短短幾分鐘，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就結束了。」
此後在澎湖，學生聞「拋錨」而色變，都乖乖成了大兵。而在台灣，張敏之的恩師崔唯吾，在一個月內約集了二十位山東籍的中央籍民意代表及學者，共同作保電請陳誠放人。陳誠與彭孟緝恐「夜長夢多」，竟在1949年12月11日利用星期天，在馬場町處決了張敏之等七名師生。這也就是台灣最大的白色恐怖，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第一大案「澎湖案」。
電刑：通電跳起絕命之舞
學生被關在澎防部附近的廟宇慘遭刑求凌虐，後來成為知名牧師與作家的殷穎，當時被編入澎防部39師師本部，每天晚上在二樓打地鋪睡覺時，都會聽到犯人受刑的慘叫。他在2005年4月10日至12日《聯合報》裡就寫到：
「三十九師政治部的偵訊人員，都會套用中共的各種名詞，所謂坦白、前進等中共語言，都是他們慣用的口頭禪。他們問案更嗜用各種酷刑：其中有所謂跳舞，即將兩部軍用電話機的電線綁在受刑人兩手的拇指上，要受刑人脫掉鞋襪，赤足踏在地上；再在地上潑了水，然後行刑者搖動電話機，受刑人便會觸電發出慘叫，且全身跳動。此刑極為殘酷，受刑者都會供認為匪諜而不諱。
另外的刑罰，有讓受刑人捲起褲腿，跪在碎貝殼與尖石上，讓貝殼尖石刺入肉中，雙膝血肉模糊。受刑人如不承認為匪諜，便不准起來。這種酷刑也十分有效。此外尚有其他花樣繁多的刑具，任你是鐵打的金剛，也逃不出匪諜的命運。」
軍人用有線電話當刑求學生的工具，後來擔任澎湖內垵國小校長的呂高麟，將近60年後接受公共電視的訪問，走到天后宮附近，忍不住老淚縱橫地說：「他們用電話線劄手指頭上，過電。哎啊！現在想了都流淚。」
戰亂的時代，孩子似乎沒有天真的豁免權。每天晚上吃過飯開始點名，抓匪諜，要孩子們互咬。呂高麟記得：「我們每天晚上點名，嚇得尿了褲子，說我們這裡面有兩個匪諜，那匪諜甚麼樣，到現在我也沒看到。可憐，你不知道有多可憐，嚇得站不住啊！尿褲子上頭。我自己都尿過一褲子。」
「我們在漁翁島，那個時候的連指導員，他的名字叫做馮新善。」濟南聯中學生王殿祥講的抓匪諜，更像是黑色喜劇片的無厘頭場景。他說：「抓匪諜怎麼抓呢？指導員問，你們說哪一個參加共產黨的？大家都不敢講。他坐在裡面講，大家頭都不敢抬。他又講一次，大家頭就又低一次。最後他用那個粉筆，寫在那個台上，我們去看，他粉筆向人群一丟！假如丟到我頭上，我一定會移動嘛，移動一下，他就講：『王殿祥，你起來！』就這樣恐怖啊！」
熬過了晚上，天亮起來，咦，旁邊的同學怎麼不見了？班長來把毯子收一收，把那位同學的東西都拿走。至於同學到哪裡去了？是被抓去關起來？還是被丟到海裡面去了？呂高麟說：「這是事實，這不是我捏造的。有一個同學，他現在嚇得一說這件事，因為他裝麻袋，沒甩進去（海裡），到現在一聽說，他這樣嚇得直發抖。」呂高麟一邊說，一邊模仿同學四肢顫抖的模樣。
中研院近史所的研究員許文堂，在2004年對這些劫後餘生的「老學生」們做了訪談，每一個人談起被刑求的過程，至今都還記憶深刻。山東籍作家王鼎鈞，2006年在《自由時報》發表〈匪諜是怎樣做成的？〉講的也就是當年這些同學師長們的遭遇。屈打成招，扭曲人性，刑求之下，要有多少匪諜，他們都「做」得出來。但這些傷天害理的惡事，竟然出現在講求報應循環的廟宇，也是令人匪夷所思。
暖流：無情軍管島，有情澎湖人
馬公市到處林立的廟宇，1949年反而成了這些山東流亡學生被關押刑求的傷心地，即使一甲子過去了，外在的傷口早已癒合，內心的恐懼卻依然難以抹平。但在遭遇最壞的地方，往往也就是能看到人心最美的所在。
2015年我在編輯張敏之校長夫人王培五106歲時口述，作家呂培苓紀錄的《一甲子的未亡人》時，也看到了張校長大女兒張磊回憶當年的情景：
「電流扎著校長和學生，也扎在居民的心口上。受刑人哀嚎的聲音讓居民很不忍，有的（住在）旁邊的歐巴桑就來，跪下來求官兵說：『你們放了他們吧！他們只是孩子啊！』」
《一甲子的未亡人》出版後，我收到了讀者胡益強的來信，他的老家就在馬公市後窟潭15號（現改名為重光里）；55號就是乾隆年間所建，供奉池府王爺的威靈殿。他的父親胡文清說，1949年時才8歲，就看到不只是威靈殿裡關了許多學生，連他家的大廳也被士兵占用為刑求的場所。為了記錄採訪這段珍貴的史料，我請胡益強幫我聯絡，5月29日下午親自前往新店大坪林訪談。
胡文清先生世居馬公市後窟潭，18歲後才來台北，就讀當時還位於新店秀朗橋邊的軍法學校（今景美人權文化園區）；畢業後擔任軍法官，現已退役轉任律師多年。他回憶起當年部分女學生因進不了台灣，又回不去中國，只好下嫁澎湖當地居民。附近雜貨店的婦人們偶而會聊起，某一家夫妻昨晚又吵架，因為來自山東的妻子，觀念習性一甲子後仍水土不服。
至於書中提到的刑求工具有線電話，他也印象深刻。有時士兵不在，他們附近幾個貪玩的男生，就哄騙年紀最小的一個孩子，像學生那樣乖乖被綁在板凳上，然在手指上綁上電線，學士兵那樣大力搖起電話機，那孩子立刻哇哇大叫。但被綁的孩子年紀太小，心臟負荷不住這麼大的電流，口吐白沫到差點休克，嚇得他們幾個大孩子一哄而散。
至於其他學生所受的酷刑，當時他也都親眼目睹。像是口裡灌大量的水，再用大石頭壓肚子使其屎尿失禁；或是用麻布袋把人包起來並丟入大海，女學生被剝光衣服，在大太陽與珊瑚礁下曬傷割傷，這些看起來就無法忍受的酷刑，再頑皮的小男生也不敢輕易模仿的。
印象中最恐怖的，就是士兵把學生綑起來，懸吊在他家大樑上。中午士兵離開回部隊用餐時，他的母親不敢把學生放下來或鬆綁，只敢偷偷拿個高腳凳，輪流放在那幾個懸空的學生腳下，讓他們的腳能暫時踩到支點、減緩拉力而減輕一點痛苦，並各餵他們吃點東西。
多年後他讀中學時，有兩位青年路過，並停留在家門前很久，他就走出來問他們是誰？他們回答：「你不記得我們了嗎？我們就是被吊在你們家客廳，然後被你媽媽拿凳子來讓我們輪流墊腳，還偷偷餵我們吃高粱粥的學生啊！」原來這兩位年輕人大學畢業後，專程來澎湖向他母親致謝的。
我將這段採訪到的故事提供給民視記者，他們不但專訪了胡先生，也去澎湖出了外景。當年在馬公各廟宇慘遭刑求的山東流亡學生，最年輕的也都八十多歲了。在這個傷心島上獲得關心，讓他們對澎湖留下的不全是羞辱折磨。即使在絕望的環境中，還是能讓這些外地青年，感受到一絲希望與關愛，未來人生裡留下的不只是仇恨與無助。本文也要向後窟潭威靈殿旁好心的胡夫人，致上最深的敬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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